姜亮夫先生在学术和教学领域里辛勤耕耘70多个春秋，广泛涉猎，博及四部，成为一代宗师。其中，在楚辞研究方面，先生投入了一生的心血。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《诗骚联绵字考》，即由楚辞入手。他晚年最满意的、同时也能体现他一生学术风格的集大成巨著，也是楚辞，这就是著名的《楚辞通故》。这是姜亮夫先生一生研治楚辞的总结，它既是一部工具书，更是一部综合性楚辞学论著，在学术界颇负盛名。其内容涉及哲学、史学、民俗学、民族学、考古学、文化学、宗教学、古文字学、训诂学、声韵学、图谱学等，体现了姜老一贯主张的多种学科相结合、个别分析、综合理解的原则。先师郭在贻先生曾有过精到的评论：“读者观此目录，即不能不惊叹其博通宏肆，谓为集大成之巨著，当非过誉矣。”（《楚辞要籍述评》）姜先生曾自述撰写此书的学术原则：一是穷源尽委，以明其所以然之故；二是整体推断，不为割裂分解；三是比较以得真象；四是自矛盾或正反之端综合以求其实；五是以实证定结论，无证不断。（详见《〈楚辞通故〉撰写经过及其得失》，《文献》1980年第3期）当然，这五方面原则是综合运用，所以，每一条目，实际都是一篇多学科相结合的论文，综合了姜老研究楚辞的全部资料和最成熟的观点。
这次先期推出的姜亮夫著作选本中，有关楚辞方面的著作还有《楚辞今绎讲录》和《屈原赋今译》。《楚辞今绎讲录》共十二讲，深入浅出，而又提纲挈领，使读者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把握楚辞的关键所在。其中《怎样研究楚辞》、《读书与写作》、《研究楚辞的方法》诸讲，则是姜先生楚辞研究的经验总结，许多青年学人由此而进入了学术殿堂。
《屈原赋今译》是与姜亮夫先生的成名著《屈原赋校注》联系在一起的。前者意在普及，而后者重在提高。因此，要想认识《屈原赋今译》的价值，就必须对姜先生对于屈原作品的校注工作有所了解。姜先生对于屈原赋的校注工作始撰于1929年，成书于1931年，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该书以明翻宋本洪兴祖《楚辞补注》为底本，参考敦煌唐写本隋释智骞《楚辞音》残卷及宋明以来重要版本十余种，并以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太平御览》、《白孔六贴》、《类苑》等文献所引作为校勘资料，比照详略，定夺异文，是为“校”；然后作文字训诂，章句考评，文意释读，是为“注”。其注解部分，不权析词义，而且通文意，兼顾方言俗语、屈赋语法、楚文化特色等因素，触类旁通，颇多胜义。该书取名《屈原赋校注》，而不言《楚辞校注》，是因为认定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（十一章）、《天问》、《九章》（九篇）、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二十五篇为屈原作品。每篇均有解题，详考作者、作年、作地、作意，有许多独到之处。如论《离骚》浪漫情节与古代巫风之关系；论《九歌》来源，详绎由“原始《九歌》”到“楚地《九歌》”到“屈原《九歌》”之轨迹；评《天问》，指明其详夏、殷而略西周之原因，均发前人所未发，并且为学术界广泛接受，多可视为定论。这是现当代最有影响的《楚辞》注本之一。香港、台湾皆有翻印本，且为大学中文系指定为必读的参考书。有了这样一个全面深入的研究基础，因此，姜先生在用语体文翻译屈原作品的时候，就游刃有余，且精当可信。最使人感兴趣的是，作者并没有机械地随文翻译，而是根据《楚辞》的不同文体分别对待，如《九歌》近于说唱文学，因此在翻译时就采取了元曲的形式，加入“科介”、“序幕”、“写景”等，用以说明各个部分的作用，尽量还《楚辞》以历史的原貌。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。
姜亮夫先生《楚辞》方面的著作还有《楚辞书目五种》、《楚辞学论文集》等。《楚辞书目五种》是一部极便于楚辞研究的工具书；而《楚辞学论文集》是姜亮夫先生楚辞研究的精粹之作，姜先生早年作《屈原赋校注》，收集到大量《楚辞》学方面的资料，在此基础上，加工分类而成《楚辞书目五种》，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。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印行。《楚辞学论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，选录姜先生五十多年间所撰写的有关《楚辞》研究方面的论文二十五篇，附录四篇。内容涉及屈原生平，屈赋思想、艺术、语言，《楚辞》文化特点、《楚辞》学史等等。这是姜亮夫先生《楚辞》研究的精萃之作，在学术界颇有影响。此外，还有《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》、《二招校注》、《楚方言考》等，这些著作即将收入《姜亮夫全集》与读者见面。
姜亮夫先生毕生致力于《楚辞》研究，发表有关《楚辞》的论著多达四百余万字，成绩斐然。姜先生对于《楚辞》研究的贡献突出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：第一，建立楚学——北学不同体系论。第二，从历史、地理、民俗、考古、文化等角度解读楚辞。第三，根据屈赋的词法特点、语法规律、章法结构，解决了屈赋许多疑难问题。
姜亮夫先生90大寿时，回顾自己一生的治学体会，曾作过如下概括：“我是以人类文化学为猎场，以中国历史为对象，用十分精力搜集资料，然后以古原始的传说，以语言学为基本武器，再以美国《古代社会》和法国毛根《史前人类》的一些可信据的结论为裁截的基础，又时时与自然科学相协调，这是我做学问的秘诀。而抓住一个问题死咬着不放，是我的用力方法。”语言文字的产生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是相联系的。在语言文字里有历史的影子，而远古历史又往往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得以保存。姜亮夫先生研究先秦文史，往往是从分析古语词的产生及其演变入手，这就是他所说的“以语言学为基本武器。”反过来，每分析语词，总是将其放在相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考察，务得其真，此即所谓“以人类文化学为猎场。”通过如此融汇贯通，其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也就揭示清楚了。从《楚辞》研究的介绍中可以看出，姜亮夫先生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一治学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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